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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自集團黨支部成立于1993年4月，隸屬于中共明市機電辦公室委員會，2002年，隨著昆明市機械電子工業局的設立，轉隸于中共昆明市機械電子工業局委員會，2007年轉隸于中共昆明市機械工業行業協會黨組，2009年開始因實行屬地化管理，現隸屬于中共盤龍區拓東街道工作委員會。

昆自集團是民營企業中較早成立黨支部的企業，由于歷史的原因，早期成立黨支部是自發的，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黨支部的凝聚力、戰斗力也逐年顯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主動接受上級黨委的領導，積極參加和組織各類黨的活動己成為昆自集團黨支部的自覺行動，黨的十九大后，集團黨支部設立了黨員活動室，堅持“三會一課”制度，與昆明理工大學電力工程學院黨建結對共建，參加街道黨委組織的各項黨團活動，涌現了一批入黨積極分子。

作為非公企業，昆自集團始終把黨建工作融入到企業發展和文化建設中去，以提高基層黨組織建設為抓手，全面發揮好黨員帶頭示范作用，推動各產業板塊穩健快速發展；認真踐行校企黨建互動機制，互幫互助，相互學習，在配合高校產學研持續發展的同時，也獲得了高質量發展和管理水平的整體提升；積極參加各級黨組織舉辦的各類活動，“盡我所能、回饋社會”。】

昆自集團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 ，為緬懷歷史，展望未來，我們將推出三個專題，和大家一起來回顧百年來中國共產黨血雨腥風的救亡圖存之路；艱苦卓絕的奮發圖強之路；繼往開來的民族復興之路。

專題一：憶往昔，崢嶸歲月稠

 

一、 生于風雨飄搖時

自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性質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原來的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華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割地—賠款，再割地—再賠款成為常態，世界列強紛紛侵入中國并確立了各自的勢力范圍，特別是世紀之交，民族危機更是災難深重，那時的中國，可謂風雨飄搖……。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成功的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是共和民主并沒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實施，孫中山遺憾地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言，接下來便是軍閥割據，北洋政府上臺，直、皖、奉系輪番走馬燈……

史學界認為，中國先進分子救國救民探索的方向在1920年前后發生轉折。政局動蕩、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文化運動、俄國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以及“五四”運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交互作用 。其中，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蘇俄宣布放棄通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的一切權益，進一步促使中國思想界迅速轉向社會主義。前者引發“五四”運動，激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后者則博得了中國人對蘇俄的好感。

1919年至1922年，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看似偶然，實則必然。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7月30日在上海（最后一天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時，全國僅有50余名黨員，但這卻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其間經歷了三個重要環節：一是選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二是從籌建黨的早期組織到形成統一的全國性政黨；三是提出中國第一個明確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

二、 長于血雨腥風中

1922年初至1923年初，共產黨推動和領導了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1924，在共產國際的撮合下，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加和幫助下，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共同發起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北伐戰爭）。

但是，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標志大革命局部失敗。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亦發動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大革命遂告失敗，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復存在。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聯合國民黨左派，舉行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和創建革命軍隊的序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批判和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消了他在黨內的職務，選出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史稱“八七”會議。毛澤東出席了這次會議，并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論斷，八七會議后，毛澤東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前往長沙，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

由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拉開序幕，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國共兩黨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進行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共產黨由于在建黨歷史、政治影響、軍事力量和經濟基礎上均處于劣勢 ，加之在政治路線上屢受“左傾”思想領導，因此，這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步成長，無不伴隨著血雨腥風。但也是從這時起，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建軍乃至后來的建國形成了密不可分的整體。

各地通過武裝起義，形成紅色武裝割據，至1930年6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贛南、閩西、贛東北、鄂豫皖、湘鄂西、東江、瓊崖、左右江等8塊革命根據地都已建立了特區蘇維埃政府，8月，中共中央在南昌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到會代表600余人。大會宣布成立臨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大會通過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婦女法等，規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毛澤東及時總結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相繼寫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從理論上說明了中國革命采取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是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走開辟武裝斗爭、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后奪取全國勝利。

打土豪、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滿足了貧苦農民的訴求，使共產黨解決了怎樣在中國生存和立足、怎樣同中國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問題。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澤東在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領導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 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改編后，奠定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在建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會議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以來建軍建黨的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核心內容是黨指揮槍，不是槍指揮黨，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等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會議解決了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建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它所確定的著重從思想上建黨和從政治上建軍的原則，為后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成功實踐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建設指明了方向，是黨領導下的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年,贛西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贛西南、閩西兩蘇區統稱中央蘇區。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蘇區軍民先后取得粉碎國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大規模“圍剿”的勝利，贛西南、閩西兩蘇區聯成一片。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3月，中央蘇區軍民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此時, 由于受到錯誤的批判，毛澤東己失去軍事指揮權和決策權。 

1933年9月，中央蘇區紅軍進行了一年的反對國民黨軍第五次大規模“圍剿”的作戰，由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戰略指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央紅軍主力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開始長征，留下一部紅軍和地方武裝由項英、陳毅等領導，繼續堅持游擊戰爭。

中央紅軍離開蘇區后，突破了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紅軍損失慘重，人員銳減，12月中旬，抵達湘黔邊時，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進入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開會，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決定向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前進，使紅軍避免了覆亡的危險。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糾正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上的錯誤，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 制定了紅軍爾后的戰略方針，從而在最危險的關頭挽救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3月，組成了實際上以毛澤東為首，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他們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名義指揮紅軍的行動。

遵義會議后，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由于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紅軍順利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接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于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以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為戰略方針，中共中央決定將兩個方面軍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 可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并要挾中共中央南下。1935年9月10日，毛澤東急率第一、第三軍（后組成陜甘支隊）繼續北上，奪取臘子口，突破國民黨軍渭河封鎖線，9月27日在甘肅通渭召開榜羅鎮會議，確定落腳點為陜北；翻越六盤山，于10月19日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城），先期結束了長征。11月21日至24日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為黨中央和紅軍扎根在陜北奠定了基礎。

在這之前的1935年5月，劉志丹以總指揮的身份指揮的紅26軍與紅27軍先后占領了安定、安塞、靖邊、保安等6座縣城，并深度輻射了周邊的二十多個縣， 創建了陜北根據地和陜北紅軍，成為中央紅軍決策落腳陜北的主要依據。

1936年12月12日，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北剿共副總司令的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達到勸諫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發動"兵諫"。同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主導下，以蔣介石接受"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準備了必要的前提，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折點，自此，長達十年的第二次國內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基本結束 ，開始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 ，中國共產黨再次獲得了合法生存與喘息休整、壯大的機會，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的革命力量開辟了發展壯大的前景，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領導地位和核心地位。

抗日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下，在張學良、楊虎城及全國人民的努力下，建立了一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統一戰線。人民群眾把日本侵略者作為最大的敵人，把保衛國家作為共同的目標，攜手共進，從而使億萬中華人民的力量得到了匯集。中國共產黨在全面、深入、發展地分析了戰略形勢后，確定了持久戰、山地游擊戰、從戰略防御轉向戰略反攻等戰爭指導原則，使用了許多相應的戰法，從而充分發揮了人民戰爭的優勢、中國人民的優勢，擴大了敵人的弱點，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使戰場的力量對比逐步向有利于的方向發展；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宣傳群眾，減租減息，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發展生產，建立人民武裝 ，在敵后建立了100萬平方千米的根據地，動員了1.2億群眾，組織了上百萬的軍隊和數百萬民兵，形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著名的戰例有：平型關大捷、夜襲陽明堡、雁門關大捷、神頭嶺戰斗、血戰長樂村、西風嘴子伏擊戰、陳莊戰斗、黃土嶺戰斗、百團大戰、車橋戰役等，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繳獲各種槍支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余門。共產黨員發展到120多萬人；人民軍隊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發展到260萬人；抗日民主根據地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人。

1945年8月，中國人民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是國共兩黨就如何公正合理的支配抗戰勝利果實，展開了新一輪爭斗。國民黨蔣介石想著獨吞勝利果實，并消滅共產黨。鑒于當時國際國內呼吁和平的輿論壓力，蔣介石為了制造和平假象，贏得部署內戰的時間，于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連發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毛澤東接受邀請赴重慶談判。經過四十三天復雜而艱苦的談判，國共雙方于10月10日正式簽署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但是，雙十協定剛簽訂，蔣介石便調集110萬軍隊，分三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圖謀打開進入東北的通道，進而占領整個東北。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激起要求和平民主的中國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慨。在中國共產黨的爭取和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的調停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共產黨提出的建議，簽訂停戰協定，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國民黨政府代表正式簽訂停止國內沖突的協定。同日，國共雙方下達停戰令。但到了同年6月底，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悍然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第三次國內戰爭全面爆發。

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一年戰略防御階段（1946年6月—1947年6月）后，于1947年6月進入戰略反攻階段（1947年6月—1948年9月），1948年9月進入戰略決戰階段（1948年9月—1949年12月），展開了 遼沈 、平津和淮海三大戰役，共殲（俘、改編）國民黨軍155萬余人。

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三、 成于艱苦卓絕后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歷經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憑借著千千萬萬共產黨人的堅定信仰，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經歷無數艱難險阻、痛徹肺腑的教訓和巨大的犧牲，徹底摧毀了國民黨的反動政權，基本上完成中國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歷史任務，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勾結封建統治者剝削壓迫中國各族人民和內外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國歷史開始了新的紀元。 

1949年9月，帶有制憲會議性質的由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及愛國人士參加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開幕，會議通過帶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并決定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北京。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